2011年初，美国政策史期刊刊登了一篇震惊世界的学术论文。这篇长达29页的研究报告出自医学史专家苏珊·里维尔比之手，详细揭露了上世纪40年代美国在危地马拉进行的骇人听闻的性病人体实验。报告通过详实的档案资料和统计数据，还原了这段被刻意掩盖的黑暗历史。

文章发表后立即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响。危地马拉政府率先发声，要求美国作出正式道歉并赔偿受害者。更令人意外的是，包括英、法、德、日等美国传统盟友在内的多国都公开表态支持危地马拉。其中德国反应尤为激烈——二战结束后美国曾以人体实验罪名审判纳粹战犯，如今却被发现自己在海外进行着同样残忍的实验。

面对舆论压力，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不得不致电危地马拉总统科洛姆，为60多年前的暴行道歉。美国务卿希拉里和卫生部长西贝利厄斯也相继发表声明，承认这些以公共卫生为名的实验令人愤慨。若非这些官方表态，恐怕仍会有人试图为这段历史洗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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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场人体实验的起因，要从美军长期存在的性病问题说起。从南北战争到两次世界大战，性病始终困扰着美军。二战期间，美军性病患者高达130万，相当于损失了10艘航母的战斗力。为寻找解决方案，美国最初使用兔子进行实验，在效果不佳后，竟将目光投向了危地马拉这个弱小国家。

1946至1948年间，在约翰·卡特勒医生的主导下，美国研究人员在危地马拉监狱展开秘密实验。他们故意让1308名囚犯和精神病患者感染梅毒等性病，其中大多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。实验手段极其残忍：先在性工作者身上培养病菌，再让其与实验对象接触；甚至直接向受试者体内注射病原体。

精神病患者波塔的遭遇尤为悲惨。被注射梅毒后，她的手臂严重溃烂，三个月内病情急剧恶化。临终前，研究人员还在她眼睛、直肠等部位接种淋病病菌。最终，这位无辜的女性在极度折磨中死去，而这一切只是为了获取实验数据。

这段历史被刻意隐瞒了60多年，直到苏珊·里维尔比的研究将其公之于众。虽然美国政要纷纷道歉，但始终拒绝赔偿受害者。当危地马拉起诉项目资助方约翰·霍普金斯大学时，校方竟以侵权行为未发生在美国境内为由逃避责任。更令人愤慨的是，这并非孤例——1932年的塔斯基吉梅毒实验同样暴露出美国在医学伦理上的双重标准。

这些事件不仅揭露了强权国家对弱势群体的践踏，更警示我们：在追求科学进步的同时，绝不能以牺牲基本人权为代价。历史不应被遗忘，正义不应被搁置，那些在实验中逝去的生命，值得被永远铭记。

发布于：天津市